第二天早晨大约八点钟,我出了失眠旅馆,在帕金顿又消磨了一段时间。种种事情不成功的幻觉纠结在脑中。想到自动枪里的子弹蛰伏了一个星期,也许已经不好用了,我就把它们取出来,另装了一批新的。上次给丘姆上的油太多了,
现在怎么也弄不掉。我只好用布把它包上,它象负伤的翅膀,又用另一块布包上一把备用的子弹。回格里姆的一路上,暴风雨陪我行了大半程,到佩沃庄园时,太阳又露出笑脸,火烧火燎,鸟儿在湿漉漉的树林里嘁嘁喳喳地欢叫。那幢设计精巧,略显陈旧的房屋仿佛立在冥冥的梦中,就如同我的大脑;因为当我的双脚踏上这片松 软、不安全的土地时,我禁不住意识到,我的酒精刺激做得太过份了。
对于我按门铃的回答,是一阵谨慎,嘲讽性的寂静。不过车房里停着他的车,一辆黑色的敞篷车。我试着碰了下门环,仍是无人。我怒气冲冲低吼了一声便去推门——真太妙了,门竟“吱”地开了,象中世纪的童话故事。我在身后轻轻将门带上,穿过一个宽敞、丑陋的大厅,同时使劲往邻近的起居室里看,看见许多用过的玻璃杯散落在地毯上。我断定主人仍在主人的卧室里蒙头大睡。
于是我举步上楼。右手抓住口袋里裹着的丘姆,左手扶着楼梯的扶手。我察看了三间卧室,其中一间显然是夜里有人住过。楼上一间藏书室,满是花。另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光滑的地板上立着许多宽大纵深的镜子,还有一张北极熊皮。还有许多房间。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很妙的想法。如果,或者当主人从林间散步回来,或从哪个秘密洞穴钻出来,对于一个面临重要任务而心神不定的持枪手来说,应该防止其游戏伙伴将自己锁在某间屋里。于是,至少有五分钟我满楼转悠——头脑清醒的神经错乱,发了疯的镇静,一个迷了心窍、顽固的猎人——哪只锁上有钥匙,就把它转下来,用空闲的左手揣进口袋。房子因为很古旧,没有现代迷宫,没有设计许多秘密机关,因此唯一能从里面反锁的浴室,是为了计划生育的秘密需要。
说到浴室——我刚要去查第三间,主人就浑身湿淋淋地从里面出来了,身后留下一条细细的水流。走廊里的那个椅角根本藏不住我。他脸色青灰,眼睑松驰,几根稀疏的头发乱糟糟的,但他还是能被认出来,准确无误;他从我身边扫过,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浴衣,和我那件很相象。他没发现我,要么就是当我是什么熟悉的,不关痛痒的幻象没理我——他继续往前走,给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象个梦游者,下了楼。我把最后一把钥匙揣进口袋,尾随他到了门口。他半张着嘴,半开着前门,从一条阳光的缝隙里偷偷往外看,那,神态就好象他认为他听见了一个不那么热诚的来访者按了门铃又溜走了。然后,仍然不去理会那个停在楼梯上穿着雨衣的幽灵,主人从客厅穿过大厅走进一间小巧、舒适的内室;我则穿过客厅———放宽了心,知道他跑不掉了——离开他,到一个装饰得很象酒吧一样的厨房里,小心翼翼揭开油腻腻的丘姆,谨慎地别把油蹭在铬壳上——我觉得我是上错了油,它怎么乌涂涂的,脏得可怕。与往常一样,我一丝不苟地把赤裸裸的丘姆装进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干净套里,然后直奔那个小房间。我想说,我的脚步很轻快——很可能太轻快了,也许不会成功。但我的心砰砰乱跳,象快活的老虎;这时脚下突然踩碎了一只酒杯。
主人在东方风格的门廊里见到了我。
“你是谁?”他问,嗓音很高,很嘶哑,两只手唰地插进晨衣的口袋里,两只眼睛盯住我头顶东北方向的一点。“你莫非是布鲁斯特?”
很显然,直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完全处在我的所谓掌握之中。我可以随心所欲。
“很对,”我乎心静气地回答。“我是布鲁斯特先生。开始以前我们先谈谈。”
他看上去很高兴。他污涂的胡子抽动了几下。我脱下雨衣。一身黑西服,一件黑衬衫,没系领带。我们在两张安乐椅上坐下。
“你知道,”他说,一边“嚓嚓”地抓挠挠他肉鼓鼓、粗糙的灰色面颊,邪笑了一下,露出编贝一般的牙齿,“你并不象杰克·布鲁斯特,我是说,相似处并不特别突出。有人告诉我,他有个哥哥也拥有一家电话公司。”
要让他落入圈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忏悔和愤怒的日子……看看他圆胖的手背上那些黑黑的汗毛……用一百只眼睛巡视他的紫红色丝衣,他多毛的胸膛,那似乎已朕兆出了伤口,那一派狼藉,和那痛苦的哀乐……要记住这个半兽、没有人性的骗子奸污了我的爱人——噢,我的爱人,这是无法忍受的天赐之福!
“不,恐怕我哪个布鲁斯特也不是。”
他歪了歪脑袋,似乎更高兴了。
“再猜猜看,矮胖子。”
“呵,”那矮胖子说,“这么说你不是为那些长途电话来找我麻烦的吧?”
“你确实打过一次长途,对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过我认为他说过他从没有——
“人们,”他说,“泛指的人们,我不是指责你,布鲁斯特,但你知道,擅自侵入这种该死的房子,连门也不敲一下,这是荒唐的。他们用客疗,用厨房,用电话。菲尔往费城打电话,帕特往巴塔哥尼亚打电话。我拒绝付钱。你的口音很有意思!老兄。”
“奎尔蒂,”我说,“你还记得一个小女孩叫多洛雷斯.黑兹,多丽·黑兹吗?科罗拉多的多丽.多洛雷斯?”
“当然,她可能打过那些电话,当然,任何的地方,天堂,
华盛顿,地狱峡谷。谁会在乎?”
“我在乎,奎尔蒂。你知道,我是她父亲。”
“胡说八道,”他说,“你不是。你是外国来的文学掮客。
有个法国人曾把我的《骄傲的生灵》译成《椅子的骄微》。可笑!”
“她是我的孩子,奎尔蒂。”
他这种状态,任凭什么也不能把他带回到过去了,但他反复无常的态度又不那么令入相信。她的眼睛警觉地倏然一亮,给他添了八分生气,但立刻又黯然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他说,“父亲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转过头找什么东西。拍拍口袋,又想从椅子上站起来。
“坐下!”我说——嗓门显然高得出乎我的预想。
“你不必对我吼叫,”他以奇异的女性口吻报怨道,“我不过想抽支烟,想得要死了。”“你就要死了,无论如何。”
“噢,啧啧,”他说,“你开始让我厌须了。你要什么?你是法国人吗,先生?想喝点什么吗?我们到厨房去喝点烈性酒———”
他看见了平躺在我掌中的那只黑色小武器,好象我正要把它奉献给他。
“嘿!”他拖着长声道(现在开始摹仿电影里那些下流社会的呆瓜),“你拿着一只漂亮的小手枪,你要什么价?”我打掉了他伸过来的手,他的手刚好碰翻他身旁矮桌上的盒子。盒子里跳出一把香烟。
“在这儿呢,”他欢快地说。“你还记得基普林说过:女人就是女人,而下士是一支香烟。现在,我们需要火柴。”
“奎尔蒂,”我说,“我要你注意了,你的死期已到。我们都知道来世也可能是极端痛苦、精神错乱的永恒世界。昨天你已抽完了最后一支姻。注意,好好想清楚你眼前的处境。”
他不住地把德罗姆牌香烟拆开,大声地一点点嚼着烟丝。
“我愿意试试,”他说,“你若不是澳大利亚人,就是德国的流亡者。你非得与我说话吗?这所房子不是犹太人的,你知道。也许,你最好还是离开,别再冲着我比划那支枪。琴房里我可有一只老斯特恩.路加。”
我把丘姆对准他穿着拖鞋的脚,扣动扳机,咔嗒一声。
他看着脚,看着手枪,又看看他的脚。我又试了一次,仍是糟透了,子弹射出去,随着一声微弱的、幼稚可笑的响声,钻进了厚厚的粉红色地毯。我朦胧地觉得它只是慢慢地溜了进去,可能还会溜出来。
“懂得我的意思了吗?”奎尔蒂说,“你应该再小心些。把那东西给我,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伸过手来取。我把他推回到椅子里。那种强烈的激动已渐渐消退。是消灭他的时候了,但他必须死得明白。他的样子影响了我,手中的武器也好象又软又笨。
“好好想一想,”我说,“想想多丽.黑兹,你绑架了她——”
“我没有!”他大叫,“你完全弄错了。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性反常者手中救了出来。给我你的证据而不是对着我的脚开枪,你这个丑八怪,你。证据在哪儿?别人犯了强奸罪,
我不负责。荒唐!我向你保证,那次愉快的旅行只是一场愚蠢的特技表演,但你把她又弄了回去,是不是?好了,我们喝点什么。”
我问他想坐着死,还是站着。
“呵,我想想,”他说,“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顺便提一句——我犯了个错误。我很抱歉,诚心减意。你知道,我并没有玩弄你的多丽。老实告诉你吧,我实际上阳萎,这真让人伤心,我给了她一个美妙的假期。她遇到了许多出色的人。你知道——”
突然间,他猛地跃起,重重地向我压过来,把手枪逼得通地钻进了一个带抽屉的柜橱底下。值得庆幸的是,他虽然进攻猛烈,却没多大力气,我不费劲就把他推回到椅子上去。
他呼哧呼哧喘了一会,把双臂抱在胸前。
这回你挺行的,”他说,“你先去歇着吧,过会儿再来收拾我也不迟。”
他的法语挺有进步。
我四下里看看,也许,如果——也许我能够——两手与膝盖一起着地?——要冒这个险吗?
“怎么回事?”他问,紧紧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俯下身,他没动,我俯得更低些。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别拿生死闹着玩。我是个剧作家。我写过悲剧、喜剧、幻想剧。我曾把《贾斯廷》和十八世纪其他性剧本拍成私人电影。我是五十二部成功的电影剧本的作者。我了解所有法则。这事让我来解决。哪儿有个拨火棒,我怎么不去找一个来,然后,我们就把你的财产钓出来。”
他说着,就忙乎乎、大惊小怪、狡猾地站起身。我伸手在橱底下摸索,同时密切地注视他。突然之间我发现,他早就发观我尚未发现丘姆正躺在橱下的另一角。我们又开始搏斗。我们抱在一起,在地板上滚得天翻地覆,象两个无助的大孩子。他袍子下面是赤裸裸、淫荡的肉体,他压在我身上时,我觉得象要窒息。我又压到他的身上。我们又压伤了我。他们又压住了他。我们压住了我们自己。
我估计,等这本书出版被人读到时,也得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一九五五年再加上八十或九十年,活得长些吧,我的爱人);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一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搏斗的场面。不过我们之间的扭斗,既没有凶猛的拳击,也没有打飞的家具。他和我是两个用脏棉花和碎布填塞的假人。这是一场无声的、软绵绵的、不成任何招式的搏斗,是在两个文人学士之间进行的,其中一个被毒品搞垮了身体,另一个心脏患病,且喝多了杜松子酒。当我终于再次把那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当那电影剧本作家终于又坐到他的椅子上,我们两个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即使刚刚决战了一场的斗牛士或斗羊士也不会如此。
我决定察看一下手枪——我们的汗可能弄坏了什么机件——我决定先把气喘顺,再进行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填补这段空白,我建议他自己宣读他的死亡判决书——我用韵文写好的。“诗式的判决”这个词可能正好用在此地。我递给他一张整洁的打字稿。
“好吧,”他说,“主意妙极了。让我把眼镜取来。”(他想站起身)。
“不行。”
“听你的。要我大声读吗?”
“对”。
“我要读了,还真是用韵文写的。”
因为你捉弄了一个罪人
因为你捉弄
因为你捉
因为你趁机利用了我的不利条件……
“很好,你知道,真是好极了。”
……当我赤身裸体
站在联邦的法律和刺痛人眼的星星面前
“噢,妙哉!”……因为你趁机利用了一种罪孽
当我无助地抛酒着泪水和脆弱
当我怀着最美好的希望
梦想在一个山区与洛丽塔结合……
“不懂。”
因为你趁机利用了我内心深处
本性的无知
因为你欺骗了我——
“有点重复,什么?我念到哪儿了?”
因为你骗取了我的赎罪
因为你夺走了她
在她的年龄少年正在玩勃起肌
“变下流了,嗯?”
羽绒般温柔的一个小女孩仍戴着婴粟花
仍吃着玉米花在彩色的黄昏里
那时黄褐色皮肤的印第安人取走
了他的谷物
因为你偷走了她
从她白眉毛高贵的监护人手里
刺穿了他沉重的眼睑
撕扯了他的袍子,黎明时
让猪猡去践踏他新的不幸
爱情和紫罗兰的可怕
悔恨的绝望而你
把玩腻了的洋娃娃撕成碎片
又把她的头扔弃
因为你做的这一切
因为我一切都未做起
你只有死
“嘿,先生,这无疑是首好诗,就我所知这是你最好的一首。”
他把它叠好,又递还给我。
我问他死前是否有重要的话要说。自动枪再次为此人待命。他看着它,长叹了一声。
“我说,麦克,”他说,“你喝醉了,我又是个病人,我们把这事推迟吧。我需要安静。我得治一下我的阳萎。下午朋友们要来找我—起看球赛。这场持枪的滑稽戏变成了一件吓唬人的讨厌事。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无论在哪一方面——性欲、自由诗、枪法。如果你对我有怨恨,我准备做出非凡的改正。即使是一场老式的决斗,用剑,或用枪,在里约或别的地方——都行啊。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没处在最佳状态,但实在话,我亲爱的亨伯特先生,你不是个理想的继父,而且我也没有强迫你的小小的被保护者跟我走。是她让我把她带到一个幸福一点儿的家里去的。这所房子不象那个我和好朋友们共有的牧场那么现代。但它很宽敞,夏天冬天都很凉爽,一句话,很舒适,我打算回英国或佛罗伦斯去,不再回来了,所以我建议你搬进来住。它是你的了,无偿地。
只要你别再拿那把枪指着我(他令人憎恶地发誓)。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古怪的东西感兴趣,只要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给你,仍是无偿地,作家里的玩物,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畸形人: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真是第一流的好乳房,这是个稀有又可爱的自然杰作。现在,理智些吧,你只会把我打伤,可你就得在监狱里日益憔悴下去,而我将在热带的气候条件下恢复健康。我向你保证,布鲁斯特,你住在这儿会很快活。酒窖里藏酒很多;还有我下一个剧本的所有版税——现在银行里我没有多少钱,但我打算去借——你知道,象那个头脑冷静的巴德说的,去借,去借,再去借。还有其他的好处。我们这儿有一位顶顶可靠,最易受贿赂的打杂女工,维伯莉萨夫人——名字很怪——她每星期从村子里来两次,当然,今天不是她该来的日子,她有女儿,有孙女儿。我知道警察头目的一两件隐秘事,这使他成了我的奴隶。我是个剧作家,我曾被称为美国的梅特林克,梅特林克.施梅特灵,我是说:得啦!这一切都不值一提,而且我也不敢肯定这么做对不对。永远也不要用草药和甜酒。现在把抢扔掉,做个好人,我认识你可爱的妻子但不熟。我的衣服你可以随便拿去穿。噢,还有一件事——你会喜欢的。我收藏着一套完全独此一家的性爱大全,藏在楼上。只说其中的一种:精装的对开本《巴格拉什岛》,探险家兼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韦斯写的,她是个非凡的女性,这是本卓越的著作——把枪放下——里面有八百张照片,还有些雄性器官,是一九三二年她在巴达海的巴格拉什岛上研究过并收藏起来的,都是些很具有启发性的照片,里面还交织着蓝天下的爱情——把枪放下——另外,我还可以为你安排去观看死刑,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椅子是漆成黄色——”
嗖。这一次,我打中了什么硬东西。是一把黑色摇椅的椅背,它与多丽.希勒的那把不无相似处——子弹打在前背上,椅子立刻摇晃起来,那么快,那么起劲,这时,不管谁进了屋,都会为这两种奇观惊得目瞪口呆:那把摇椅在恐惧地拼命摇晃,而我紫红色的靶子刚刚坐过的那把扶手椅,也已空空的没有了活物。他的手指胡乱在空中抓挠,屁股飞快地抬起,嗖地逃进了琴房。紧接着我们就在门里门外又踹又拽,气喘嘘嘘;琴房门上有钥匙,这被我忽略了。不过这次我还是胜了,反复无常的克莱尔突然挪动了一下,就坐在了钢琴前,很粗暴地弹了几个强有力的和弦,琴声轰鸣,歇斯底里,他的下巴颤抖着,伸开的手指紧张地往键上狠砸,鼻孔里发出一种声带的喷气声,这在我门搏斗中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唱着那些让人不堪忍受的高调子,一边试图用脚开开钢琴近旁的一个象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我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胁,他从椅子上抬起身,越抬越高,象又老又病、头发灰白的尼金斯基,象老费斯弗尔,象我过去的一些恶梦。他把身子抬到非常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撞破了空气——空气里仍颤动着那宏大、沉重的音乐回声——
一声嚎叫,他的脑袋向后仰去,手压向额头,另一只手抓住腋窝,仿佛遭了大黄蜂的蜇咬,他很快站住,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穿晨衣之人,急匆匆奔进大厅。
我三步并两步,象袋鼠似地跳跃向前,追着他穿过大厅,保持着笔直的身子,笔直的腿,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然后我象跳芭蕾那样奋力跳到前门和他之间,目的是阻止他,因为门没有关严。
突然间,他开始走上宽阁的楼梯,神态严峻而痛苦。我换了方位,不再追他上楼,一连串射出三、四发子弹,速发速中,而每一次射中,每一次那可怕的东西射中他,他的脸都扭成一副滑稽荒唐的样子,好象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脚步,眼睛转了几转便半闭上,发出了一声女气十足的“呵!”只要一粒子弹打中他,他就剧烈抖动,好象我在挠他痒痒;每一次我缓慢、笨拙、瞎乎乎的子弹打中他,他就用假冒的英国口音压低嗓音说——同时骇人地扭动着、颤抖着、傻笑着,尽管如此,仍用一种奇怪的超然,甚至温和的口吻说道:
“呵,疼呵,先生,够了!呵,钻心的疼,我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呵——很疼,非常疼,真的……上帝!啊!这真是可恶至极,你真的不该——”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坚决地继续往上走,尽管肿胀的体内带着那么多铅弹——我感动苦恼和沮丧,我明白我不但不能杀了他,反而给这可怜的家伙注人了暂时的能量,似乎那些子弹是药物胶囊,一种猛烈的万灵药性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一次压上子弹,两只手黑乎乎,血乎乎——我碰到了什么东西,那上面被他浓浓的血污染了。接着,我追着他上了楼,那些钥匙象金子一般在我口袋里叮铃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个屋走到另一个屋,鲜血如涌,试图找—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企图游说我放弃谋杀。我瞄准了他的头,突然间,他退进了那间主人的卧房,原来耳朵所在的地方进出了一团盛大的紫红色。
“滚开,滚出去,”他说,咳嗽着,愤怒已极。真是恶梦般的奇迹,我看见这个血污淋漓,却依然神采奕奕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进乱糟糟的毯子里。我站近些隔着毯子朝他开枪,于是他躺倒了,嘴唇上面开出了一个大大的、满带不成熟涵意的紫泡,开成玩具汽球那么大,而后破灭了。
一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噢,绝不是那种一般罪犯感觉的短时间眼前发黑;相反,我想强调这一事实,对他流出的每一滴鲜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间发生了瞬间的变化,我象是站立在那间夫妻卧室里,夏洛特病奄奄躺在床上,奎尔蒂病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然后我又坐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去,稍稍定定神,看看表,表面的玻璃已掉了,可指针仍在走动。
这一场悲剧持续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根本没有如释重负之感,相反,一个甚至比我希望摆脱掉的那个重负更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了我的身,重重地压住了我。我不能过去碰他,证实他确已死了。看上去他是死了:四分之一个脸己被打掉,两只苍蝇团团围在边上旋转,开始意识到自己交了天大的好运。我的手不比他的手好多少。我到隔壁浴室里使劲搓洗。现在,我可以走了。当我重又出现在楼梯平台上时,我惊奇地发现一片轻松快活的聒噪果真是从楼下客厅里传来的嘈杂人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声,而刚才我还以为是我的耳鸣。
我发现那儿有一群人,很显然是刚到的,正兴高采烈地喝着奎尔蒂的酒。一个肥胖的男人坐在安乐椅里;两个黑头发、面色苍白的小美人,无疑是姐妹两个,一个大一个小(小的这个几乎还是个孩子),挨在一起,拘谨地坐在一张两用沙发上。一个面色红润的蓝眼睛小伙子正把两杯酒从酒吧式厨房里拿出来递给她们。厨房里,两三个女士正在一边聊天,一边把冰块敲得当当响。我在门口站住,说:“我刚刚把克莱尔.奎尔蒂杀了。“你真是太好了,”那面色红润的小伙子说道,一边把一杯饮料递给那个大点的女孩子。”“早就该有人这么做,”那肥男人说。“他说什么,托尼?”一个憔悴的金发碧眼的女郎从酒吧那儿问道。“他说”,红面颊的小伙子答,“他把丘杀死了。嗯,”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从一个角落里站起身,他刚才一直在那儿弓着腰翻找什么案卷,他说,“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该在哪一天把他干掉。“不管怎么说,”托尼道,“他最好还是下楼来,如果我们还想去看球赛,可就不能再等了。“谁给这个人倒一杯酒,”那胖男人说,“喝啤酒吗?”一个穿宽松裤的女人问,隔着老远朝我递过来。
只有那两个坐在长沙发上的女孩子,都穿着一身黑衣,年纪小的正拿手指拨弄着戴在雪白颈项上的一件亮闪闪的东西,只有她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那么年轻,那么淫荡。音乐暂停了一会,突然,楼梯上响了一声。我和托尼大步走进大厅。正是奎尔蒂。他已经挣扎着移到了楼梯平台上,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摇摇晃晃,喘息不止,接着就缓缓地倒了下去,这一次是永远倒下去了,一堆紫红色。
“快点,丘,”托尼哈哈笑了一声说。“我相信,他仍然——”他又进了客厅,音乐一下子淹没了剩下的话。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由奎尔蒂筹划、演给我看的具有独创性的戏剧终结。我心情沉重,离开了这幢房子,穿过斑驳的光影,向我的车子走去。车的两边停着另外两辆,我费了不少劲才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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